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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之道——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日期:2019-04-16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用七个章节深入的剖析了作为明王朝转折的“万历十五年”的几件大事。对于《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悲剧,乃至整个明朝的悲剧,我以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局者没有找到自身与时局关系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了他们在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上的悲剧。
       万历皇帝朱翊钧其实并非昏庸无能之人,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又从一个勤勉政事,励精图治到逐渐堕落退化的过程。这种退化在于他不懂得平衡自身与祖宗礼法、与朝臣的关系。当他在皇后的册封和立储的问题上和朝臣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以巍巍皇权逼迫七位内阁离职,数百朝臣降级,但却并没有获得胜利,反倒是形成了君臣更加严峻的对立。于是自此消极怠工,不问朝政,导致国家迅速的衰落。明朝到万历手中,已经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有自己的制度、礼法,严密的运转。这种机制是哪怕作为皇帝的万历也无法改变的,他偏爱三子常洛,但礼法讲究立长不立幼。他并不愿去平衡,去妥协,而朝臣们和他一样,也不愿为他而违背礼法,最终两败俱伤。
        连天子都需要懂得平衡之道,那么无论多权倾朝野的大臣自然也不例外。但“首辅大臣”张居正似乎并不明白。作为大明第一名臣,之所以死后落得如此下场,也是因为没有平衡好自己与皇帝,与同僚的关系。万历对张居正可谓又爱又怕。作为自己的恩师,首辅大臣,张居正对万历的成长和对整个大明的发展都是居功至伟。但他似乎忘了君臣有别,一旦把握不住这个度,就会“伴君如伴虎”。于是他对万历的严苛管理,手中权利的威炳震主都成了万历亲算他的理由。而他的改革本身就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在改革中的强硬又让他得罪了太多人。虽然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敢于反抗,但在他死后,“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也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将领,戚继光带兵打仗的能力不容赘述,早在明朝就重用火器,使用协同作战的战术,杀得倭寇闻风丧胆。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朝臣,他不太懂得为官之道,也看不清朝野争斗,所以他成了张居正的牺牲品。“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是许多古代将领悲剧的源头,所以即使战功彪炳,也依旧要懂得平衡自身与朝局的关系。黄仁宇先生觉得李贽是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但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思想革命者。当他代表的下层平民文化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跟上层的思想体系发生明显的冲突时,他选择以激烈壮怀的方式来反抗,但这种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李蛰的一意孤行,让他带着自己在思想上的坚持,自刎而死。但同样是思想的变革,王守仁推广心学的方式就比更有效果,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于时局的平衡,在于屈伸有度。
        同样不懂得屈伸有度的还有海瑞。这位深受百姓爱戴的“青天”,一生刚正不阿,却并没有太多机会施展才能,也没能为当局做出太大贡献。他的刚正让皇帝敬他,朝臣怕他,百姓爱他,但皇帝不用,大臣不举荐,再大的抱负又有什么用呢?申时行与海瑞则恰恰相反,他过于圆滑世故,他的左右逢源让他避免了张居正式的悲剧,保全了一生的平安,但却在当世和后世留下了首鼠两端的形象。无论是在皇帝与大臣之间,还是在大臣与大臣之间,他墙头草一样的处事风格让人鄙弃。“上善若水,任其方圆”,既要通世故,又不能太圆滑,这对于普通的人来说,确实不易。
        虽然以一个旁观者来看,万历十五年的悲剧很大原因在于当局者不谙平衡之道,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素养之下,这种平衡是很难的,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对社会,对朝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人,都不免深陷其中,难以脱身。但他对我们后世的为人处世、为官治国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任何一个人,无论身处何位,有多大的权利地位,都必须懂得平衡之道,任何偏执和固执都会导致事态的偏移和结局的不完美。(作者:夷陵区下堡坪乡政府 李元元)